自20世纪70年代末，原本「盛产」女王的欧洲，陆续有女政治家出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量欧洲女政治家活跃在各国政府、欧盟、联合国等重要权力和决策职位上。近年来，欧洲女性领导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现，「盛产」女政治家成为欧洲的「新标签」。无疑，「盛产」女政治家的景象，是欧洲历史文化、国际妇女运动、社会环境发展变化以及性别平等法律政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血统与性别影响下的欧洲女君主
  欧洲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女性君主，其中一些甚至被誉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君主。虽然个人经历和执政成就各不相同，她们却都在血统、阶层、性别和其他因素相互交织中，为欧洲当代女性参与权力与决策、发挥领导力提供了历史背景。
  在「男性优先」的继承制度下，欧洲女君主的王位并非仅是因其血统自然实现，而是多重博弈的产物。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于1713年颁布《国事诏书》，规定王朝领地不可分割，领地的王位继承顺序优先由长子及其子嗣继承，若无男嗣则由长女继承。查理六世这一举措是希望通过诏书来保障长女玛丽亚·特蕾西娅的继承权。1740年，查理六世死后，玛丽亚·特蕾西娅即位，成为奥地利首位女大公，在普鲁士等国的反对下，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旋即爆发。战后，玛丽亚·特蕾西娅的继承权得到承认。再如，在复杂的欧洲政治博弈中，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权衡与法国、西班牙等国联姻可能给本国带来的后果，最终选择「嫁给」英国，终身未婚，被称为「童贞女王」。
  欧洲历史上的一些女君主在任期间将国家力量推向新高度。例如，卡斯蒂利亚王国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完成了西班牙的统一，资助哥伦布出海寻找新大陆，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内政改革和对外扩张，让俄罗斯跻身欧洲列强的行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余年，带领英国缔造「日不落帝国」、完成工业革命，开创了维多利亚时代。
  但是，女王权力并不能转化成妇女权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只有芬兰、挪威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当然，女王权力并非没有正面影响。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女王现象可能影响到社会文化和人们的基本认知，使公众对女性担任最高领导者有一定的适应性、接受度；部分王室成员积极宣导妇女权利，为推动性别平等作出贡献。
  从排斥到赋权的妇女参政历程
  欧洲妇女从在政治领域遭受排斥，到越来越多参与政治、成长为优秀的政治家，这是妇女争取平等权利不懈努力的奋斗成果，也是落实性别平等、赋权妇女的法律政策的具体成效。
  早在15世纪初，出生于威尼斯但活跃于法国宫廷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被认为是欧洲中世纪首位以写作为生的女性作家，其作品《妇女城》被视为早期探讨女性地位的里程碑。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奥兰普·德古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先驱为妇女参政和担任领导职位提供了理论和舆论准备。后来兴起的妇女参政运动则为争取妇女平等权利、培养卓越的女政治家创造了条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战争结束初期，奥地利、丹麦、德国、冰岛、爱尔兰、卢森堡、波兰、瑞典、苏联、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妇女陆续获得选举权。其后，越来越多国家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妇女参与政治的数量与品质都逐步提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宪章》即规定「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1957年《罗马条约》第119条首次将「同工同酬」原则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法律框架，成为性别平等领域的里程碑，为欧盟性别平等立法奠定了基础。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简称「北京世妇会」）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将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确定为重大关切领域。北欧国家在妇女参政方面表现突出。其中，1986年在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组建的内阁中，女性几乎占到一半，创造了「女性内阁」的纪录。欧洲议会积极支持性别主流化政策战略，通过立法和机构改革消除结构性不平等。2009年正式生效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将劳动权与平等权宪法化，全面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政策，取得了许多里程碑式的成就。
  欧洲妇女广泛参与到不同层次的权力和决策中，为妇女成为国家领导人并在全球发挥领导力储备了人才、创造了条件。例如，1979年玛格丽特·柴契尔成为英国首相，她是欧洲大国首位女领袖；1980年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尔当选冰岛总统，她是全球第一位民选产生的女性国家元首；1981年至1996年，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担任挪威首相，后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005年默克尔当选德国总理，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理，在解决金融危机、接纳难民等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视为「全球最有权力的女性」。
  自北京世妇会以来，全球妇女参政状况显著提升。各国议会联盟截至2025年10月1日的数据显示，30年来妇女在国家议会中所占比例的全球平均值已从1995年的11.3%上升到2025年的27.3%，欧洲国家的区域平均值达到31.7%。推动性别平等已经成为欧洲共识。例如，自2019年起，冯德莱恩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建立了欧委会历史上第一个性别平衡的团队，重申欧盟在促进妇女权利方面的价值观。2019年，桑娜·马林出任芬兰总理，内阁19名成员中12名为女性。2022年娜塔莎·皮尔茨·穆萨尔就任斯洛文尼亚总统，她是法律界的顶尖学者，当过宪法法院法官，长期积极推动性别平等和司法改革。
  跨越传统分野的性别平等趋势
  欧洲大力提升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的水准，强化了欧洲「盛产」女政治家的景象，突破了「王权」与「女性赋权」之间的传统分野，缩小了不同国家和党派在鼓励妇女参政、制定和落实性别平等政策方面的差距。
  性别平等已成为欧洲社会文化的基本价值。一方面，女性赋权思想已深刻地影响到「王权」，性别平等原则同样体现在王位继承问题上。英国、瑞典、挪威、丹麦等国都实行了不分性别的长子女优先继承原则。丹麦早在1953年通过新宪法，规定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王位继承权。英国王室在以法律形式确认女性可继承王位的基础上，2013年修订了《王位继承法》，结束男性长子继承制，实行男女平等继承原则。在继承顺位上，威廉王子的长女夏洛特公主排位在父亲威廉王子和哥哥乔治王子之后，居于第三顺位。另一方面，近年来，一些妇女参政水准相对靠后的欧洲国家也通过法律和政策逐步缩小性别差异，产生了女性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2019年苏珊娜·恰普托娃当选斯洛伐克女总统，成为中东欧首位女性国家元首；2020年卡特里娜·萨克拉罗普卢成为希腊历史上首位女总统；2022年诺瓦克·卡塔琳成为匈牙利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等。
  性别平等已成为不同政党的共同政策主张。例如，2025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的爱尔兰总统凯瑟琳·康诺利获得新芬党等左翼政党广泛支持；2024年当选的北马其顿总统戈尔达纳·西尔亚诺夫斯卡-达夫科娃为右翼党派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成员。2024年当选的冰岛总理克丽丝特伦·弗罗斯塔多蒂尔所在的社会民主联盟长期宣导性别平等政策，而且冰岛的政党普遍将性别平等纳入核心议程。在全球政治形势整体「右转」的背景下，右翼政党女政治家的可见度乃至影响力有所增强。2022年就职的梅洛尼是义大利首位女总理，并成为近20年来意大利最受欢迎的总理。由梅洛尼主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以及由法国国民联盟领袖勒庞主导的欧洲爱国者党团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席位增加，使欧洲议会的政治光谱显著右移。欧洲在性别平等领域处于全球前列，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党派，都为女政治家成长提供了发展空间和政策保障。
  欧洲女政治家打破了妇女参政的「玻璃天花板」，充分展现了女性政治家的卓越领导力，是加速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有力体现，提升了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的水准。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促进性别平等和提升女性领导力仍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都需要持续努力，克服多重障碍，为加速实现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作出更大贡献。
  （李英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