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世界被演算法扭曲后再交给孩子」
  2025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正式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经过一年多的国会审议和辩论，这项名为《线上安全修正案（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的法案被联邦政府宣布正式生效。
  从这一天起，澳大利亚16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得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注册或持有帐号，包括Facebook、Instagram、TikTok、Snapchat、YouTube和X等。这些平台被要求采取「合理且有效」的年龄验证措施，阻止未满16岁的用户注册和使用服务。违规的平台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民事罚款。
  这一禁令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例，当各国仍在围绕「如何管理青少年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反复拉扯时，澳大利亚率先在这场纷繁复杂的多方博弈中按下了暂停键。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生活日常的社交媒体，在澳大利亚迎来了首个国家法案级别的使用禁令。澳大利亚的禁令被视为「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世界范围内的相关讨论，包括丹麦在内的不少国家，也在考虑跟进。
  这项禁令的谋划由来已久。近年来，澳大利亚围绕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公共讨论持续升温。官方数据显示，过去10年，澳大利亚青少年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报告比例显著上升，社交媒体作为高风险诱因之一被反复点名。
  澳大利亚网路安全委员会（eSafety）在多份报告中指出，演算法推荐机制、内容成瘾设计以及网路暴力，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发展构成系统性风险。与以往「家长监管」「学校教育」的软性建议不同，这一次，政府选择了立法。而推动法案的关键力量，并非来自某个党派的意识形态主张，而是一个在澳大利亚社会迅速形成共识的判断：社交媒体带来的青少年问题已经很严重，仅靠个体和家庭难以应对。
  在议会层面，这项法案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在社会层面，家长组织、心理健康机构、部分教育工作者形成了罕见的合力。「我们并不是反对孩子接触世界，而是反对世界被演算法扭曲后再交给孩子。」一位参与政策咨询的家长代表这样概括他们的立场。
  相比之下，科技平台的反对显得谨慎而克制。他们更多强调「执行难度」「隐私风险」，而非直接否认社交媒体的潜在伤害。
  最终，这项法案在相对有限的拉锯中于2024年11月29日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被迅速通过。
  禁令生效前被告违宪
  法案生效后，在澳洲社会各界引发了新一波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是一道为青少年撑起的防护屏障；反对者则担忧，其效果在执行和社会适应层面可能大打折扣。
  政府则强调，责任主体在于平台，而非家长或青少年本人。政策的初衷，是通过规范平台行为，为青少年创造相对安全、可控的网路环境，缓解他们在数字世界中可能遭遇的心理和社交压力。
  在「大人们」众说纷纭之际，法案的直接影响对象之一，澳洲的青少年们，也已分裂出清晰的阵营。
  16岁的克莱尔对《南方人物周刊》表示，她支持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进行限制。「我觉得（法案的影响）总体来说是好的。我认为对社交媒体做一些限制很重要，因为社交媒体确实有很多负面影响。尤其是对16岁以下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控制自己会接触到什么内容。」
  克莱尔说，自己小学时并没有手机，直到上高中之前都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手机。与朋友的交流更多发生线上下，「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住在隔壁街区，我只需要走过去敲门就能一起玩，所以其实影响不大。」她也谈到，「身边很多同学都很沉迷社交媒体。但我觉得一旦开始投入其中就很容易上瘾，很难抽身。」
  跟克莱尔就读同一学校的芬恩今年17岁，对法案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在他看来，晚一些接触技术，让人更有能力分辨和抵抗成瘾机制。「我非常支持（社交媒体禁令）。我自己也是到了上高中才有手机，现在回头看，我非常庆幸父母当时做了那个决定。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小时候就有手机，他们从小就被社交媒体深深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活在』社交媒体里。我自己虽然现在也有点上瘾，但至少不是从很小就开始的。所以我觉得禁令能帮助孩子们避免那么早被吸引进去。」
  而同样作为被法案保护的青少年，与克莱尔和芬恩持不同观点的另一方，则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提前表明了态度。
  2025年12月4日，在禁令正式生效前，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确认受理一起宪法诉讼。原告是两名15岁的青少年——诺拉·琼斯和梅西·内兰。他们将澳大利亚总理及联邦政府告上法庭，认为这项禁令侵犯了澳大利亚宪法中隐含的「政治沟通自由」。
  他们认为，社交媒体不仅是娱乐工具，也是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管道。禁令可能在事实上剥夺未成年人参与社会讨论的权利。高等法院确认，该案将于2026年年初进入实质审理阶段。在此期间，禁令仍将按计划执行。
  此外，禁令的挤出效应已经开始显现，部分澳大利亚16岁以下用户开始转移阵地。在未被纳入禁令的跨国媒体平台「小红书」上，一个主页标注年龄15岁的澳大利亚IP帐户在禁令正式生效的新闻帖下评论说：「我真的他X的想去死，这些（平台）是我唯一的支持系统（support system），而现在我被切断了与它们的联系。我真的受够了。」
  「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孩子，而在平台」
  有专家认为，社交媒体平台过去20年所做的，实质上是一场「未经伦理审查的大规模社会实验」。而禁令所释放的，不仅是保护未成年人免受即时有害内容侵扰的信号，更是对以「注意力经济」为核心的全球平台商业模式的一次直接挑战。
  「我把这项政策视为一个不断增长的、主要来自基层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人们正在逐渐意识到科技平台的力量，以及其产品本质上的『毒性』。」墨尔本大学国际知名的媒介理论学者与数字社会研究专家、社会与政治科学系教授罗伯特·哈桑（Robert Hassan）对《南方人物周刊》表示。
  哈桑从学术与公共批判的双重视角指出，过去二十年，社交媒体平台在缺乏有效伦理和监管的空间里，以「实验者」的姿态重塑全球社会，而这次政策的出台，则是社会与政治对长期忽视的一次集体反击。哈桑认为，平台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某个国家政府站出来采取行动只是时间问题——这不仅反映了民众的情绪，也反映了全球无数家长的担忧。
  「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孩子，而在平台。它们本身已经非常不受欢迎，但依旧靠『成瘾机制』赚钱，而这些机制让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和成年人变得不快乐、孤立、抑郁、愤怒——且这些情绪和状态的规模与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哈桑说，「但政府在面对科技巨头时，仍然缺乏足够的信心去迫使它们改变商业模式。」而这恰恰是禁令无法回避的局限性，「单纯的禁止往往难以奏效，真正要动的是平台的商业模式。」
  国家心理咨询师、精神分析师徐薇则对澳大利亚「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的心理学和实践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她认为，监管不是为了剥夺经验，而是在关键的成长窗口提供一个相对「洁净」的环境，让青少年在真实的人际互动和实际经验中形成判断力，而非过早被商业化注意力模式改造。
  徐薇长期跟踪关注青少年群体心理问题，有多年的一线实践经验。在她看来，澳大利亚此次立法把16岁作为分界点「具有一定的生物和心理学依据」。她解释道：「多数青少年在16岁前后完成了从儿童向成年过渡中最剧烈的生理变化。心理上，青春期带来的情绪波动在这时趋于稳定，底层的是非观也在逐步形成。」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减少过早、无节制的社媒暴露，有助于保护青少年价值判断的形成和与现实世界联结的稳固。
  但政策能否产生良效，最终要在家庭和学校的实践中得到验证。作为心理咨询师和家长，徐薇认为，家庭教育在数字时代要相应调整职责边界：既需要一定的边界设置（规制使用的时间、筛选平台），也要有陪伴和对话的长期投资。监管只是工具，陪伴和引导才是长期有效的教育策略。
  「总的来说，我并未成为孩子使用社媒的监督者和管控者。我们是一起通过社媒认识世界、了解社会事件和更多不同人的伙伴。共同经历各种来自社媒的风潮，当需要成年人用自己的经验分辨和把关时，能确保站在孩子身边就好。」徐薇说。
  而从青少年发展的角度看，社交媒体禁令的影响并不只是「减少使用时间」那么简单。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青年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付俊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指出，将社交媒体注册年龄统一推迟至16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演算法驱动内容所带来的成瘾风险，以及定制化资讯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的影响，但「一刀切」的政策本身也存在隐忧。
  付俊认为，强制性禁令可能将部分青少年推向监管更为宽松、风险更高的小众平台，使其暴露在更不安全的数字环境中；同时，这一政策过度强调社交媒体的负面效应，却忽视了其在现实中已成为许多青少年维系社交关系、获得同伴支持和建立归属感的重要管道。对于部分处于弱势或边缘位置的青少年而言，线上空间甚至可能是其为数不多的支持系统。
  付俊指出，推迟社交媒体使用不应被视为解决青少年问题的万能解药，而应被理解为一套综合治理的起点：包括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安全、适龄的数字环境，加强学校层面的数字和媒体素养教育，并通过社区和公共设施，为青少年创造更多可替代的线下参与空间。否则，单纯延迟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反而可能削弱他们适应社交媒体环境并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
  平台与公共空间的重塑
  在法案立法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已为涉事的社交媒体平台留出了约一年的过渡期，要求它们在禁令正式生效前完成年龄验证、家长同意机制，以及未成年帐户下线等技术与合规准备。
  虽然政府希望通过「一年过渡期、分阶段督促整改」来有序推进法案落地，但在具体执行上，各平台的推进速度与公开的沟通节奏并不完全一致。
  Meta旗下平台和TikTok一方面配合政府完善年龄验证和家长同意流程，另一方面在公关口径上淡化「禁令」的措辞，转而强调「帮助澳大利亚家庭更安全地使用社交媒体」。
  X则是最后一个公开表态将按法律切断未成年用户访问的社交平台，并在声明中强调，这是「法律要求，而非公司自愿选择」。
  各平台对未成年用户及广告业务的依赖程度不同，也导致调整策略存在轻重缓急：有的提前数月就开展测试，有的直到禁令生效当日才集中下线部分帐户，整体呈现出「合规为主，降噪为辅」的态势。
  值得肯定的是，澳大利亚的这一行动若能在实践中找到一条相对可行的路径，其意义将不仅限于本国，也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借鉴或调整本国相关政策的风向标和参考点。罗伯特·哈桑对此评价：「政策能否成功，不只是立法本身，而在于执行能力、公众参与和平台配合。这是一场文明的博弈——演算法与人性、商业与公共利益的博弈。我希望这次政策不是象征性的表态，而是能成为改变平台商业模式的开端。」
  禁令生效前后多家社交媒体股价的连续下跌，或许只是一系列影响的开始。科技巨头们可能将意识到，一旦有其他国家效仿，演算法、推荐系统和成瘾机制等方面都将出现极大变化。
  但也不可低估澳大利亚禁令可能带来的反作用力。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很可能会积极施展游说、诉讼、技术规避等各种手段，行业和用户也会分化出不同的利益团体。在这种拉锯中，政策成败往往取决于三股力量的相互作用：政府的政治意愿和技术认知、公众的持续关注和协作，以及学界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可行的替代方案。
  总体来看，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禁令不仅针对社交媒体平台，也是对科技拜物教的一次警示：技术再强大，人类仍需保持自主判断，不让创造物支配自身发展。家长、教育者、政府和社会共同亮剑，不是对科技的拒绝，而是文明对技术的约束尝试——澳大利亚成为这一行动的起点，其后续走向和效果，将是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教育者和家庭关注的焦点，这或许会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分水岭。
  （蔡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