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当天，李迪华还处于麻醉状态，这让他说话时有些缓慢、游离。数小时前，他刚刚接受了神经节阻滞疗法，这本是麻醉科常用来治疗疼痛的技术，却也有助于降低过敏反应，最起码能让他在柏树花粉面前，阶段性地找回丢失已久的体面和睡眠。
  作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景观学与美丽中国建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迪华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身份:过敏患者。
  2014年，李迪华搬入北大红四楼办公，窗外被一排整齐的圆柏包围。每到早春，都会结出褐黄色的球花，花粉随风四处播散。与柏为邻三年后，他逐渐从一个健康人变成了过敏性哮喘患者。筛查过敏原时，他对圆柏花粉已达6级过敏，是最高等级。
  此后，李迪华开始陷入一场与花粉过敏的漫长战事。他几乎试尽了各种手段——慢跑、游泳、按摩、贴胶、打针、吃药等等，但每到春天，鼻塞等症状一次次将他从睡眠中拉醒，整整一个月，他每晚都睡不足3个小时，「这种痛苦是不过敏的人无法理解的」。
  从那时起，这位生态学者便开始关注城市绿化与过敏的关系，并多次在公开演讲和媒体釆访中呼吁重视花粉过敏问题，建议疏减城市过敏源绿植。
  随著花粉过敏日益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公共话题，李迪华的呼吁引发了广泛关注。比如近日就有不少网友自发出钱打赏，将他的专访视频推上热捜。多年前，还曾有园林行业的人士打来电话，提醒他「不要胡说八道」，要好好锻炼，提高体质。
  李迪华没有听。他迫切地想要弄清，为什么北京的城市空气品质越来越好，花粉过敏的人却越来越多？
  今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认可的答案：城市不当的绿化观念和种植养护。这些问题本可避免。李迪华说，在一定程度上，花粉过敏或许是城市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既然是错误，我们就要设法纠正它。」
  但纠正面临更多现实困难，比如，遍布北京的700万棵柏树该怎么办？我们的城市到底需要多少绿地？一个健康的城市生态系统又该如何让人与植被和谐共存？以下是李迪华的讲述：
  三年，从不过敏到哮喘
  我今天之所以能够说话，接受你们的釆访，是因为我又接受了治疗——北大第一医院的医生用超声引导，将药物注射到我颈部的神经节周围，对我呼吸道的神经进行了麻醉，这样就可以让神经系统对柏树花粉不再那么敏感。所以现在我其实还处在麻醉状态。我不知道效果能持续多久。这种治疗也不一定能真正解决问题，但对我来说依然很重要，至少最近我晚上睡眠已经不太受影响了。
  我的过敏是从2014年开始的。
  那年的清明节后，我们搬进了北大红四楼一楼办公。红四楼是校内一组历史建筑中的一栋，周围种植的大部分是柏树。我记得刚搬进去不久就开始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但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因为不久就过去了。
  第二年的3月份开始，症状严重，要吃各种抗过敏的药，但基本上能够控制。等到了第三年，鼻子严重堵塞，完全不能呼吸。我到协和医院做检查，才发现我对柏树花粉过敏很严重，试剂滴到胳膊上立刻就能看到红肿向外暴发，然后出现非常钻心的刺痒，都把大夫吓住了，说不行就给我吃药。胳膊上的症状差不多一个星期才消失。
  不久之后，我去医院检查，又确诊了过敏性哮喘。所以，在那样一个柏树花粉密集的区域里，只用三年的时间，我就从不过敏到严重过敏，最后发展成一个哮喘患者。
  过敏这些年，我没有任何办法。每年大约从3月10号到4月20号左右，基本上我每天晚上睡觉都不会超过三个小时。因为鼻子不通气，我经常半夜憋气醒来，起来原地跑步、洗冷水脸、抹白花油风油精、灌热水，想办法把自己鼻子折腾通了，再接著睡一会儿。也因为鼻子不通气，我只能口呼吸，时间长了口干舌燥，嗓子和耳朵都特别难受。这种痛苦是那些没有过敏的人不能理解的。
  为了通鼻子，我基本尝试了所有的办法：比如一开始按摩自己的各种穴位，但时间长了就没效了;还用过一种强烈的胶，能把鼻孔撑开，一开始特别有效，但到第二个晚上就不行了。当然也可以用药，我都是买德国进口的通鼻药，效果特别好，一开始一天用一次就够了，后来一天两次、三次。用多了后发现鼻黏膜损伤严重，导致鼻子出血，而且越来越频繁，有时甚至止不住。这使我不得不担心，鼻血出快了、出多了，命都可能丢掉。各种办法试来试去，最后发现都是无效，或有效却不敢多用。虽然协和等医院在尝试治疗手段，但过程非常痛苦，每一个月都要去打针，连续治疗7年，最后还不一定有效果。
  去年我实在受不了，上完课以后就跑到云南去参加学术会议、讲座交流，前后大概待了小10天，结果发现飞机快到昆明的时候，鼻子立刻就通了。
  为什么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
  过敏之前，我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我从1992年开始到北大读书、教书，那个时候花粉过敏的人并不多。这么多年，除了一位对蒿属植物花粉过敏的老师，很少听说身边有人对花粉过敏，至少不像现在这样。但近这几几年，特别是从2015年开始，我感觉渐渐地多起来了。你要在学生中问一句谁对花粉过敏，可能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学生都会说自己过敏，而且有的会直接表现在脸和眼睛上，能看得出来。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校釆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在花粉过敏季，早晩对柏树进行喷水，把花粉冲到土壤里面去；同时加强草坪的唤水，让土壤保持湿润，这样让进入到草坪的花粉不会再因为刮风重新进入到空气中。这些措施还是挺有效的，也非常及时。
  为什么最近这几年我周围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程度也越来越强？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多年。但当时这方面的知识不多，主要通过网路了解，所以主要是从北京的城市建设和空气品质方面找原因，比如城镇化导致城市人流密集、城市空气在春季变干、还有空气污染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城市地区的过敏人群要多于农村地区。
  另一个更加让我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北京的空气品质越来越好，花粉过敏的人却越来越多？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开始，北京的大气品质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理论上应该可以排除空气污染导致过敏的可能。直到今年，得益于AI大模型非常强大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我觉得我基本上把这个可题思考清楚了。
  DeepSeek搜索发现，北京城区和城区周围目前大概有700万棵柏树，其中5%-10%是明清时期种植的古树，10%-15%是民国时期到1970年代末种植的，剩下75%以上的柏树都是1980年代以后种植的。
  柏树从种子发芽到进入盛花期大约需要30年时间。这样算下来，1980年代大面积种植的柏树，正好应该是在2015年前后进入盛花期，开始向城市输送花粉，导致北京空气中柏树花粉的数量剧烈増加。
  此外，有德国和日本的研究显示，每立方米空气中柏树花粉的数量达到50-80个，就会导致相关过敏人群数量增加、症状加重。可见，进入盛花期的柏树将大量花粉播散到北京的空气中，不断突破临界值，导致最近几年过敏的人越来越多，症状越来越重。
  人和植物是协同进化的关系——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因为适应，不容易对当地的植物过敏。一般来说，北方城市的花粉过敏情况更加严重，南方因为多雨潮湿，花粉会很快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沉到地上，反而是霉菌、尘螨过敏更多一些。因此，大部分花粉过敏的人是异地生活的人，比如我就是南方人，我的学生中也是南方人更容易对柏树过敏。
  过敏或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代价
  我曾经觉得过敏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代价。坦率地说，今天我要对这句话适当否定一下。过去，我没有找到过敏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但今天，我认为这个事情本可以避免。
  我们的城市里，知道如何修剪植物的园林工人和公司太少了，而且当下的城市绿化管理往往只重种植，较少进行养护和修剪，甚至很多人认为，树种下去之后就不能再修剪，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我们对城市的一个误区是，一直追求髙绿地率，普遍的认知都是绿地越多的城市越好，树越多的环境越好，四季有绿才是好的环境，却很少关注植物对人健康的不利影响。然而，花粉过敏并不是新生事物，1989年北京协和医院就发表过全国不同地区气传植物花粉调查，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一不当认知带来一系列不当行动：城市绿化过程中，为了快速获得效果，往往釆取苗圃式的密集种植方式，导致只要有柏树的地方，就一定是一群群、一丛丛、一排排的，且相当比例都是会释放花粉的雄株。无疑，这种种植方式不仅让树本身长不好，也让花粉问题更加严重。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今天的花粉过敏是因为过去城市不当的绿化观念和种植养护导致的，那这个问题本可以避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敏是我们城市应该付出的代价也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历史来承担责任，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错的原因，今天我们就应该改正错误，把这个代价降低到最低。
  对普通人来说，避免过敏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减少暴露。比如某个地方柏树特别多，那春季就尽量远离那里。就像我，往返办公室最近的一条路两侧柏树太多了，最近一段时间我基本上不敢走那边，要绕著走，尽量避免暴露。第二还是要加强防护，比如戴口罩、护目镜，家里也可以适当加湿、开空气净化器，同时注意通风。第三是一定要表达对于环境改善的诉求。
  北京的致敏植物非常多。春季除了柏树，还有油松、白皮松等松柏科的其他植物，还有榆树、银杏、械树、丁香等，但对这些植物花粉过敏的人群数量和严重程度不如柏树，所以通常会被人忽视。秋天则主要是蒿属植物，过敏人群也非常的多。如陕西榆林等西北地区，过去为了荒漠化治理，种植了大量的沙蒿，后者已经成为让当地老百姓很难受的过敏原。
  此外，杨柳树的飞絮（注：种子的丝状毛）、法国梧桐的果毛和嫩叶上的绒毛也是北京重要的过敏原之一。但它们颗粒比较大，一般通过戴口罩还有护目镜，就可以减轻甚至避免过敏症状。但是柏树的花粉太小了，需要佩戴防护PM2.5的那种口罩。但我因为有哮喘，戴上这种口罩呼吸会变得更困难。
  但是，保护我们的身体不过敏，不应该是这样科普、教育出来的。真正应该接受教育的是市政和园林管理部门，他们应当主动对人流密集的敏感区域中的柏树进行专项治理。
  网上总有人说，既然柏树花粉致人过敏，我们把它全部砍掉好不好；也有人觉得，砍树会破坏生态。我觉得，这些主张都是不全面的。无论是柏树还是杨柳树，全部去掉没有必要，更不合理。一方面，柏树是北京乃至广大北方地区的乡土物种，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比如到了冬天，它是很多鸟类躲避猛禽的重要藏身之处。另一方面，杨柳树已经可以通过对雌株进行打针「节育」，来缓解飘絮和过敏问题。柏树则因为数量太大，处理起来更难一点。
  也正是因为数量多，所以我认为有关部门应该主动治理。除了受保护的古树外，在幼稚园、中小学、高校、养老机构、居民社区、医院等敏感场所的内部和周边，适当移走或者砍伐一部分雄株，尽可能地降低花粉的数量。疏减掉密集种植柏树丛中的几棵雄株，剩下的树木可以长得更好。尽管砍树或者移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生态效应，但跟人的健康比较起来，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目前我觉得最迫切要解决的，就是城市绿地条例中不允许随意动树、动绿地的规定。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安全、健康、舒适，根据市民要求疏减一部分树木的诉求，应当被视为是合理的，应该得到满足。我们必须主动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可以规范程序，有章可循，但是也不能变成僵化和教条。
  城市绿化不应牺牲安全健康
  我从2017年开始公开呼吁重视花粉过敏问题的时候，曾有园林专家和领导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胡说八道」，「你过敏，加强锻炼身体，提髙你的体质就好了。」当时我接受了这个说法。但后来我才知道，过敏反应并非因为你的身体素质差、免疫力低，而恰恰是因为免疫力强，花粉中的致敏因数跟免疫系统在体内发生剧烈的战斗，才让你表现出过敏的症状，包括流鼻涕、打喷嚏、鼻塞，皮肤瘙痒、荨麻疹、红斑，喉咙痒、咳嗽，流眼泪、眼晴刺痒、畏光，喘息、胸闷、呼吸困难等哮喘症状，以及疲劳、头痛和长时间鼻塞缺氧导致的注意力下降等。我每一样都经历过。
  目前，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在我自己提出的一个学科方向，叫景观社会学，重点关注的就是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健康和他们的环境诉求，包括花粉过敏、环境无障碍、适老适幼，环境体验和环境平等等，这些都是我和学生们一起关注的话题。
  如果让我就城市绿化规划中的几个要素目标去排序，毫无疑问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健康，第三是便利，第四是舒适，第五才是美观。
  人生活在城市中，首先考虑的一定是安全。但我们城市的步行系统却危机四伏一人行道太窄，行道树的根系拱翘地面随处可见，无障碍要求不达标。过窄的和无障碍不达标的步行系统又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道、绿地发生冲突，难以满足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的情况并不罕见。
  第二是健康，这就涉及到绿化植物了。城市中之所以需要绿地和树木，本身就是为了人的健康，因为绿地、绿色植物对人的心理和精神具有疗愈作用。走在路上，看到绿色就会心情愉悦，精神压力就会减轻。但是，这种作用被放大了，导致人们觉得，城市绿地一定要越多越好，城市的树一定越多越好，城市一定零四季有绿。
  的确，人需要绿色，需要绿地，但并不意味著绿地越多越好，更不意味著我们要通过牺牲安全、牺牲健康，来满足我们对绿地的追求，这就本末倒置了。
  目前，北京城区的绿地率基本在35%左右。相比之下，新加坡城市建成区和日本东京部的绿地率分别只有9%和6%左右。但无论你去东京还是新加坡，都不会觉得它们的城市缺少绿地。这是因为，城市绿地主要是满足人的视觉要求。事实上，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绿色，却并不需要走到哪里都可以触摸到植物，都可以到林下坐一坐。
  所以，当城市绿地建设和改善步行及无障碍环境、缓解过敏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优先考虑人的安全、健康、便利和舒适，如果这几点无法满足，单纯追求美观是虚妄而毫无意义的。
  时常被我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城市是破坏了真山、真水、真生态的农田、湿地、山林，将其转化成需要人工建设和维护的人工生态系统。这就意味著，城市中需要高昂人工建设和维护的绿地比例越高，因此而被改变的自然或农业生态土地也会更多。
  为什么北京会有700万棵柏树？正是因为我们曾经陷入了这种误区，为了追求「四季有绿、三季有花」的城市建设效果，而忽略了城市树木，尤其是柏树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决定城市美不美的不是树木，而是城市建筑。也就是说，能使北京看起来更加美观、更可能改善北京城市景观的是北京的城市建筑和城市设计。
  我们之所以觉得城市难看，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建筑太丑，没有个性，形式色彩太单调，建筑风貌太差，所以一到冬天，树木的绿色褪尽之后，我们看到的建筑，看到的城市建筑空间，体验到的城市风貌总是单调的、乏味的、难看的，这才是问题的又一本质。
  所以，想要改善北京的城市景观，不应该一味寄希望于通过增加更多的树木和绿地来实现，而应该努力改进城市的建筑设计、城市的公共空间设计，使城市建筑的形式更加多样，色彩更加丰富，风貌更加宜人舒适，人们在其中的活动更加丰富。
  这种观念，一定要这样改变。
  有些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可能很难建造出一个没有花粉过敏的城市。人的过敏反应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现象，不能假设减少致敏植物以后人就不会过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致敏植物数量，减少过敏人数和症状。
  在解决城市花粉过敏的问题上，个人能做的事情可能很有限。比如我，从2017年到现在每年都会呼吁关注，尽管我知道自己的呼吁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我还要继续下去，因为我的安全和健康，要比窗外这棵让我过敏的树更重要。
  （戚厚磊／文）